60年前的10月16日，中国独立发展核武器的成功，创造了历史奇迹。“冷战”时期，在霸权主义横行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为自己争取到了能长期确保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人们通常只关注创造奇迹时的辉煌一幕，那些披荆斩棘的奠基者、开拓者却鲜有人知。

　　在党中央作出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后，对工程而言，难度最大、最核心的部分是科研系统。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先行探索，勇毅前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55年1月1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物所）所长钱三强和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来到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新中国诞生于一个严峻的国际环境中。1953年，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取得艰难胜利，如何确保新中国不被扼杀，力争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

　　主席从北屋西头的书房走进会议室，落座前和李四光、钱三强握了手，微笑着对两位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和刘杰先对我国铀资源情况作了全面汇报。紧接着，由钱三强介绍和氢弹的原理及国内外发展概况。钱三强说，是两块半球形的浓缩铀-235（或钚-239），外面包一层中子反射体，隔开一定距离放置在弹壳里面；弹壳里还要有高能炸药作引爆，使两块半球形的铀在百分之一秒时间内骤然结合，发生快速链式反应。这样，在超临界状态下就爆炸了。

　　氢弹，是根据重氢和超重氢的热核反应原理制造的。简言之，就是在的外面，包围相当数量的重氢或超重氢，利用爆炸产生的极高温，使重氢或超重氢发生热核反应，从而引发爆炸。

　　?尽管1955年1月15日被记录为中国正式下决心研制核武器的起始日，可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起，科研人员就在为拥有的梦想而准备着。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确立目标，让科学真正服务于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周恩来总理

　　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曾担任钱三强专职秘书多年。他说，亲手将近物所筹建起来的钱三强，除了布局学科方向外，关键是“招兵买马”，形成原子核研究全国“一盘棋”的格局。

　　1956年，在中央正式启动研制工程后，近物所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和管理。1958年，近物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以下简称原子能所），整建制交给了二机部，但它“出嫁不离家”。一年后，原子能所达到了3586人的规模，专业领域涵盖22个学科和60多个分支学科，是当时全国第一大研究机构。

　　苏联的毁约倒逼中国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在这种形势下，国家迅速调整了研制工作部署，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而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受过严格现代科学训练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以及人才的合理使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庆桥在论文《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中强调，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才极为有限。

　　“在整个研制工程期间，钱老求之最多、给予其支持最慷慨也是最有效的，就是中国科学院。”葛能全坦言，这不单因为中国科学院是他的“娘家”，“出嫁不离家”，更因为这里有开明、识大局的领导，有群星荟萃的人才队伍，有解决各种问题的实力。

　　在部院协作组的统一部署下，张劲夫给了钱三强一张“通行令”——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当时聚集了全国最多科技人才，且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科研机构而言，这张“通行令”可以调动“千军万马”。

　　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积极部署落实《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四项“紧急措施”。在计算机领域，由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研究所研制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为后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的大量计算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时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在回忆文章中提及，正是有了它们，计算工作才得以加速进行。

　　1999年5月6日，《科学时报》刊登《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受访者供图

　　?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一颗终于爆炸成功，全国沸腾。然而，事关国家机密，参与研制的科学家即便对自己的亲人也守口如瓶。

　　张劲夫在最后写道：“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